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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下“街区开放”的理论认识及技术探索

李凌岚,李德芬,安诣彬   2017/7/25 15:13:20
 

[摘 要]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关于“街区开放”的政策条文一度引起社会热议,也不乏业内外人士的冷嘲热讽。文章通过对中外城市规划理论变革的梳理,从更开阔的视野来认识“街区开放”政策的思想实质,认识如何通过规划专业技术来支持国家政策。同时,通过对中国“街区制”发展历程的研究,剖析了其形成的根源及产生的问题,并总结了新建地区与建成区实现开放街区的关键技术。
[关键词]“街区开放”;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城市规划理论;封闭小区;交通规划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07-0014-05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李凌岚,李德芬,安诣彬.新时期下“街区开放”的理论认识及技术探索[J].规划师,2017(7):14-18.

Open Block Theory And Technique In The New Era/Li Linglan, Li Defen, An Yibin
[Abstract] Open block policy has become a hot issue that brings about wide academic discussion as well as sarcasm.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planning theories,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intention of the policy from a broad viewpoint, and technical support of the policy. It furth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and causes of present Chinese blocks, and major techniques of opening these blocks.
[Key words]  Open block, Central urban conference, Urban planning theory, Closed community,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0引言

2016年,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配套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印发让城市规划工作进入了大众视野,其中一条关于“街区开放”的“砸墙”政策更是引来了无数热议。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政府“盛世大治”的美好愿景与颇有“拆墙运动”之嫌的粗放行文格格不入,招致公众对公权与私权平衡问题的各种臆测;二是纵然社会上各利益方都要为一己之利据理力争,也应该把眼光放得广一些、长一些,对该文件的内涵进行剖析。
规划的思想体现了政府政策在效率和公平上的倾向问题,表明态度是其根本。打开封闭街区的实质是通过密路网缓解交通压力,提升街道活力。如何透过文件不确定性的细枝末节去理解其出台的实质,并积极利用自身的规划专业知识去推动“街区开放”的实现,是需要规划师认真思考的问题。

1从规划理论的变革来认知“街区开放”的思想实质

1.1国外城市规划理论变革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规划方法的转变。以柯布西耶、国家现代建筑协会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认为,关注历史的城市设计没什么价值,其推崇简约的功能主义规划,崇尚巨大的、高速运转的高效城市。这种“简单秩序”的规划思想被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批评为用简单的“树形”结构来概括城市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简·雅各布斯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规划理论开始发展,他们关注人的尺度,并重视功能混合式的项目和复杂性,强调社会脉络与活力,强调街道的活力与“被注视”,反映出现代城市居住者对多元文化和利益诉求的承认与关注[1]。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填补”和丰富了原有的规划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论,只不过是随着人们对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及不同社区多元价值取向认识的日益丰富而逐步走向成熟的。以此来看,中国“街区开放”政策的出台,是规划理论思想的多元化和成熟化,需要人们以更加开放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而非仅停留在“砸墙”层面。

1.2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变革
反观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演变。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前苏联为样本,以城市发展为重心,通过计划经济整合国家资源,发展工业城市,推进工业项目建设,在这一时期城市规划是落实中央政策和调配资源的重要手段。而到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建设重点转向农业,城市规划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降低;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城市规划的社会功能被完全否定,中国对城市采用了近乎“无为”放任的管理模式[2]。
伴随着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出现发展势头,拉开了城市化的序幕,规划被重新赋予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展的使命,1980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性城市规划工作会议。自20世纪90年代起,“发展是硬道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中心,推动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对城市建设和规划的重视与控制空前提高,但却忽视了规划出于公平考量的再分配功能。
2003年以后的10多年来,中国城市规划进入了黄金时代,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取代了市场和公众,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规划工作自然成为落实政治目标和建设口号的工具。土地财政的兴起以及政府对经济效率的片面追求,使城市的隐患越来越显现出来,规划开始失控、失去话语权,无法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及居民便捷出行的需求;城市开始失去色彩,失去本来的模样。“拆墙”政策里所提的封闭居住的出现,无不与土地财政盛行、政府对地产商的依赖,以及大地块出让等密切相关。至此,城市规划工作已经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性。
在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新时期,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及《意见》的出台,如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样,《意见》中对市民需求多样性的关注,对城市设计价值观的提升,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强调,对城市多样性的重塑,对街区活力的复活,对城市整治的重视,对适应信息时代智慧城市构建的提及……俨然昭示着中国已从大拆大建、无度扩张的城市规划管理时代进入了精明增长时代。

1.3启示
正如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并非规划范式的断裂一样,《意见》的出台不是对之前规划工作的颠覆,也不是无视国情“拿来主义”式的创新,更不是对私权、物权的无视,而是随着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市民生活、工作、游憩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种种城市矛盾层出不穷,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城市规划工作,总结出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因此,关于“街区开放”的政策,不要极端化和狭隘化地理解,应从规划技术角度出发研究街区开放的技术体系,是当下规划师所能做的也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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