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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论坛6】经济地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思考
规划师杂志社   2018/12/5 16:31:44
 

原创: 葛春晖 张振广 

本期主题:超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城市分工

【编者按】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高速发展,大城市数量和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重庆等城市人口已超过1000万,成长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在发挥区域引领和辐射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在此背景下,通过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和合理分工,缓解“大城市病”,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超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城市分工”为主题,对北京、上海、广佛都市区、深圳、重庆和武汉城市圈的功能疏解与城市协同、分工协作进行了思考,以期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

【规划师论坛6】

经济地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思考

    作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一所所长葛春晖,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研究室张振广在《规划师》2018年第9期撰文,武汉城市圈提出了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体化大都市圈的发展设想,但至今仍然存在着非核心功能难以疏解、人口经济产业不断向心集聚、外围城市培育不足与人口流出等发展难题。文章从经济地理视角进行分析,发现单中心集聚型城市圈功能向心集聚只是阶段性特征,武汉城市圈形成了一体化的都市区与弱联系的外围区两大层次,其中都市区是核心功能区,外围区是特色功能集聚区,强调价值认同。基于此,文章提出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的策略,包括强化整个区域协同的共同价值观引领、关注一体化的大都市区建设、关注全域差异化的功能疏解及关注从城镇等级体系向功能特色体系转型等。

[关键词]经济地理;功能疏解;协同规划;武汉城市圈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9-0037-07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葛春晖,张振广.经济地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思考[J].规划师,2018(9):37-43.

一  武汉城市圈的规划设想与现实发展的差距

    武汉城市圈(又称武汉“1+8”城市圈)涉及到了武汉、孝感、黄冈、黄石、咸宁、鄂州、仙桃、天门及潜江共9个城市,面积为5.78万平方千米,占湖北省总面积的31%;尺度在120~160   km圈层范围内,在我国大多数省会城市圈尺度排名中居于中等水平(图1)。

(一)多维度的规划设想

    武汉针对武汉城市圈已开展了四轮相关规划研究探索,包括《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纲要 (2007—2020)》( 以下简称“武汉城市圈 2007”)、《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2010—2020)》(以下简称“武汉城市圈 2010”)、《武汉城市圈区域发展规划(2013—2020)》(以下简称“武汉城市圈2013”)及《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及武汉城市发展策略研究》(以下简称“武汉城市圈2016研究”),这些规划从不同维度提出了武汉城市圈未来的规划设想,并体现出了一定的延续性。

1.发展目标:能级地位不断提升的目标愿景

    规划定位由区域增长极跃迁至亚太门户,“武汉城市圈 2007”提出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城市圈2010”提出“成为中国第四大增长极”,“武汉城市圈 2016 研究”提出“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服务亚太的内陆开放门户区”。功能定位由区域层面上升至国家、国际层面,“武汉城市圈2007”提出成为“内陆地区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武汉城市圈 2013”提出成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武汉城市圈2016 研究”进一步提出成为“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交通物流中心、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2.功能协同:“一核多强”的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构想

    “武汉城市圈 2007”提出将武汉城市圈打造成为较发达、一核多强的城市圈;“武汉城市圈 2010”提出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城镇和谐发展的一体化区域,“武汉城市圈 2016 研究”提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级城市圈。历版规划层层递进,逐步明确了一体化发展、区域级城市圈的功能导向。同时,历版规划强调武汉综合性枢纽城市建设,推动功能结构调整与非核心功能向外围转移;提升黄石、鄂州和黄冈等外围核心城市能级,加强对于武汉等城市功能疏解的承接作用,通过寻找差异化的功能发展引导其与周边组团式发展,形成以武汉为核、周边多强的协同格局。

3.空间协同:轴带辐射主导下的城镇等级化空间格局

    在城镇等级方面,历版规划基本强调武汉超级城市(大于400万)、黄石—大冶特大城市 ( 大于 100 万 ) 及多个大城市 (50 万~ 100 万 ) 和多个中等城市(20万~50万)的城镇协同格局,只是不同规划对于大城市数量提法不一致,“武汉城市圈2007”提出大城市有7个,包括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而“武汉城市圈 2010”仅提出5个大城市,少了咸宁和天门。在协同发展方面,历版规划强调武汉对于周边地区的协同带动作用,包括划定核心圈(“武汉城市圈2007”)、提出都市发展区 (“武汉城市圈 2010”) 和明确核心地区(“武汉城市圈2016研究”)等;强调周边地区的抱团发展,包括构建外围地区四大组团 (“武汉城市圈2007”)、形成区域三条增长带(“武汉城市圈 2010”) 及明确区域“一个组群+ 三个片区”的空间格局 (“武汉城市圈2016研究”)等。

4.系统协同:构建一体化交通体系与持续性的生态格局

    在综合交通方面,历版规划都提出打造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的设想。“武汉城市圈 2007”提出“打造‘双快’为支撑的一小时交通圈”,“武汉城市圈2010”提出“构建核心高速网络骨架,形成区域快速联系通道;加强环射型轨道交通建设,打造‘轨道上的大武汉’”等一体化策略。在生态环境方面,历版规划都强调构建“一江、两山、多湖、多廊”的生态安全格局,包括沿长江的主要生态走廊,南部幕府山、北部大别山的两脉青山,梁子湖、斧头湖—西凉湖、汈汊湖、野猪湖—王母湖等重要湖泊,汉江、汉北河等主要江河流域。

(二)现实发展的差距

    在中央区域协同的大政方针下,武汉城市圈在交通联通、生态共保等方面实施较好,并渐进地向规划目标推进,但面临着功能与空间协同不足、距离目标有不少差距等问题。

1.“一级独大”的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在历版规划的持续引导下,武汉城市圈仍然呈现出典型的单中心集聚特征,武汉“一极独大”的发展态势愈加明显。在人口格局方面,与南京、杭州等都市圈相比,武汉城市圈 I 型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层级严重缺失,表现出了武汉首位城市遥遥领先、中间大城市断层和小城市扁平化的特征(表1)。

    在经济格局方面,武汉集聚态势愈加显著。武汉的GDP占湖北省的GDP总量不断提升,武汉城市圈外围城市的GDP占湖北省的GDP总量却呈现倒“U”形下降特征,表明武汉并未充分发挥对外围经济的带动作用。这与上海、南京在同等发展时期的趋势不同,2000 年后,上海 GDP 占上海城市圈 GDP 的比重开始下降,南京 GDP 占南京城市圈GDP的比重也在2005年之后不断下降。因此,现阶段的武汉对周边城市起到了“灯下黑”的吸聚效应。

2.非核心功能难以向外围地区疏解

    武汉城市圈周边城市产业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明显,各类企业仍以武汉为核心集聚。无论是劳动、资本密集型企业,还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武汉各类型产业的企业数量均超过武汉城市圈的80% (2016 年 ),如金属加工业占比为93%、交通设备制造业占比为91%、纺织与服装业占比为84%等。各类型产业集中在武汉城市内部,武汉及武汉城市圈周边县市形成典型的“产业阴影区”。而且,武汉非核心功能集聚态势仍在继续,以纺织服装制鞋业为例,2003 ~2016 年,武汉企业数量占武汉城市圈企业数量的比例由 35%升至 43%,而上海同一时期比例由21%降至15%。

3.腹地辐射带动能力整体偏弱

(1) 武汉对周边城市的产业关联较弱,企业关联网络节点能级较低。武汉在全国范围内的主要联系城市是上海、南京等长三角特大城市,以及襄阳、宜昌等省内大城市,而与城市圈内部城市的关联较弱。2016 年,武汉对周边八市的投资仅为 30 亿元,远低于同时期的上海对上海周边地区 (1   929 亿元 )、南京对南京都市圈(246亿元)的投资。

(2)武汉城市圈外围城市培育不足。从全国层面遴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杭州、沈阳、郑州、重庆、武汉、成都、长沙、西安及南昌15个中心城市,对其周边150   km腹地范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武汉周边腹地无论是在常住人口(2014年位于13位)还是在 GDP(2014 年位于 11 位 ) 排名中都位于倒数五位(图2)。

(3) 外围地区人口外流。武汉城市圈整体呈现人口外流的趋势,2010 年常住人口比2000年减少45万。具体而言,在武汉城市圈内部城市中,武汉人口快速增长,但外围城市人口基本呈现外流特征。2014年武汉人口净流入207万,武汉外围地区人口净流出319万,其中仙桃、黄冈和天门等净流出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超过10%。

    总之,武汉城市圈发展现状与规划设想存在一定差距,在武汉城市圈产业不断向武汉集聚、武汉非核心功能难以向外疏解、外围地区人口不断流出等现状格局下,武汉城市圈呈现出武汉“一核独大”、外围整体偏弱的单中心集聚型特征,这是规划或发展的问题还是势必如此的阶段性特征,需要从经济地理视角探寻其内在规律与机制。

二 武汉城市圈发展的规律

    对标国际类似先进地区的城市圈,可以从空间布局视角将城市圈划分为多核心协同型城市圈与单中心集聚型城市圈两种类型,笔者重点聚焦单中心集聚型城市圈进行研究,探寻尺度为150   km、核心城市首位度较高的东京都市圈及芝加哥都市圈等,从阶段演变、空间布局等维度归纳其规律性特征。

(一)时间维度:以“阶段”定协同模式

    从集聚的阶段视角考察芝加哥与东京城市圈的演变规律,两个城市圈都经历了中心城市集聚、近域地区扩散及全域稳定发展三个阶段。从芝加哥城市圈看,其在 1837 年建市之初人口仅为 4   000 多人,随后经历了人口爆发式增长,至 1950 年左右人口达到 362万的顶峰;随后,芝加哥都市区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其人口占都市圈人口的比重从 1950 年的 24%增至 2015 年的55%;芝加哥外围城市人口虽然不断增长,至 2015 年人口增长到 196 万,但是其人口占城市圈人口的比重却不断下滑,直到 1950 年芝加哥市人口稳定后才基本维持在20%左右。从东京城市圈看,东京都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历了波动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快速恢复而急剧增长,1965年后基本稳定在 1   100 万~ 1   200 万并成为世界最大城市;同时,人口开始向周边埼玉、千叶和神奈川三县集聚,三县人口比重由1975年的39%增至1995年的52%;东京城市圈外围四县人口则多年来保持较为稳定的格局,至今维持在700万~800万(图3,图4)。

    因此,中心城市的发展阶段是城市圈协同模式的核心,影响着周边地区的发展方向与重点。在中心城市集聚阶段,中心城市具有比外围地区更加强大的磁力作用,不断吸引人口、经济和建设等各类要素向核心集聚,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能级不断提升,单核集聚态势日趋显著。在近域地区扩散阶段,中心城市建设容量基本饱和,进入存量更新阶段,人口、经济增长不显著,核心功能向中心地区集聚,非核心功能不断向外围地区疏解,周边地区受到较强辐射成为主要增长地区,推动周边地区与中心城市连绵发展,大都市一体化显现。在全域稳定阶段,城市圈人口、经济发展基本稳定,外围地区逐渐出现特定产业、休闲旅游和枢纽物流等特色化集建区,整个城市圈不断向功能分工明确的协同地区演进(图5)。

    目前,武汉正处于集聚与扩散并存的时期,核心功能逐步集聚,非核心功能依然在核心地区占据大量土地。武汉产业在 2013 年进入第三产业主导的阶段,即开始进入服务主导的时代;但GDP、常住人口在城市圈中的比重仍在持续上升。未来一段时间,正是武汉功能等溢出效应不断显现、武汉城市圈逐渐转向均衡发展的阶段,需要提前谋划未来协同发展的目标与策略。

(二)空间维度:以“圈层”定协同理念

    特大城市在城市圈层面一般关注两大圈层。第一大圈层为一体化的近域地区,一般为距离核心城市中心地区 60~80   km的范围,总面积约为1万~1.5万平方千米,此圈层是与中心城市在建设用地、空间布局上基本一体化的地区。第二大圈层为功能相互关联的协同圈层,一般为距离核心城市中心地区 150   km的范围,总面积约为3万~5万平方千米,此圈层建设用地连绵度一般较低并呈现出城镇点状分散的格局。

    近域圈层是都市区一体化地区。都市区周边地区与中心城市构成了1~1.5小时的一体化通勤圈,承载了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大部分通勤量,如东京都与周边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的日通勤量分别为92万、64万、37万,占据了东京与周边七县通勤量的97%。

    外围圈层是尺度较大、联系偏弱的地区,重点在于经过协同明确共同的价值理念与发展目标,并长期共同坚守。纽约大都市圈的历版规划都明确提出了共同的目标愿景,如 1968 版的“控制城市无序蔓延”,1996 版的“Economy(经济)、Environment(环境 )、Equity( 公正 )”( 简称“3E”)、2017版的“公平、健康、繁荣、可持续”等,并围绕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列出区域协同发展的重点行动与空间支撑。东京首都圈规划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区域规划,但也明确提出了价值理念引领,如《第五次首都圈规划 (1999 年 )》提出“分散型网络格局”的构想,进而提出建设环状节点都市群、建设环状快速通道、构建大区域物流系统、推进大区域防灾协作及推行共同的产业政策等发展建议。

(三)功能维度:以“分工”定内外格局

    基于分异化的空间圈层划分,不同的空间圈层呈现出差异化的功能协同规律。都市区周边地区是城市圈的核心地区,共同承担着与中心城市集聚相匹配的核心功能,并成为特大城市核心功能拓展与疏解的主要地区,如东京都行政功能主要疏解至 35   km 之外的大宫·浦和地区,大学研发功能疏解至 45   km之外的立川市,教育科研功能疏解至60   km 之外的筑波科学城,智能制造疏解至65   km之外的熊谷·深谷地区。因此,在武汉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引领下,武汉都市区应打造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核心职能的主要承载区。

    外围圈层更加关注特色功能发展,是城市圈一般制造、基础物流、旅游休闲等功能集聚与城市相关功能疏解布局的地区。在一般制造方面,外围地区重点打造特色化产业集群,如芝加哥围绕150   km 左右的范围形成以卡夫食品完整产业链条为主的轻工集聚区、以迪尔机械为主导的重工机械集聚区。在基础物流方面,外围地区围绕专业物流枢纽、特色贸易中心等形成特色化节点地区,如东京在首都圈范围内布局专业物流及综合枢纽,在60   km的范围布局8个大型物流综合枢纽,在60~120   km的范围布局多个专业流通中心。在旅游休闲方面,外围地区围绕特色旅游、农副产业等形成特色化节点地区,如东京都市圈周边60~150   km的范围内形成了以国立公园群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业体系(图6)。

三  基于经济地理视角的协同发展建议

    基于经济地理视角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单中心集聚是规律性特征,在武汉城市发展由集聚走向扩散后,武汉城市圈也会进入到新的一体化协同阶段;在空间圈层化、功能内外差异化的规律导向下,针对性地提出武汉城市圈的应对策略。

(一)生态优先:强化整个区域共同价值观的找寻

    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战略导向下,作为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战略节点的武汉城市圈有责任率先探索生态发展的新思路。因此,武汉城市圈应将“云梦大泽”“江汉湖群”作为发展的共同价值观,从生态系统及江汉流域系统性着眼,统筹好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探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新思路。

    武汉城市圈应坚守区域生态地理安全格局,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导向。首先,保护城市群生态环境基底,梳理武汉城市圈各类生态基本要素,构建多层次、多功能、复合型的区域生态格局 (图7)。发挥大别山、幕府山等大小山脉的生态屏障作用,守护鄂东平原天然湿地群、武湖等分蓄洪区的天然调节功能;严控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和湿地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区,以及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动植物园等郊野型公园。其次,构建区域协同保护的生态廊道,链接区域绿廊与都市区绿楔。以武汉城市圈山脉、水系为骨干,串联各类生态本底形成网络化的生态廊道;重点建设长江、汉江、府河、滠水、连山、梁子湖和西凉湖等区域生态走廊,加强区域与武汉大都市区的生态廊道衔接。最后,加强自然资源的统筹管控。率先开展城市圈层面的资源调查,摸清山水林湖田的生态本底;加强各类资源确权登记,明确水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耕地资源的归属与管理职责;探索各类空间规划的整合,建设空间用途管控、重点区域管控的空间用途管制体系;从城市圈层面明确开发建设标准,推动全域共同开展生态修复。

(二)内外分层:关注一体化的大都市区构建

1.界定武汉大都市区范围

    武汉城市圈应基于“定量测度为主,定性校核为辅”的区县单元分析对武汉大都市区范围进行界定(图8)。在定量分析方面,采用“时空距离法”分析空间上与武汉紧密联系的地域范围,分别识别道路交通网络一小时圈、轨道交通半小时圈所能到达的区县;采用“企业关联法”分析经济上与武汉紧密联系的地域范围,识别武汉总部对外分支数量前20%的区县;采用“人口流动法”分析通勤上与武汉交往频繁的地域范围,识别武汉与各区县轨道、客车班次中通勤人口前30%的区县。在定性校核方面,从四个方面识别不受通勤圈限制的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协同地区,识别与武汉密切关联的两湖地区等重要生态空间,识别补充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木兰天池休闲地区等文化旅游地区,识别天河、山坡南、鄂州东等机场与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地区,识别有空间整合诉求、用地连绵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地区。最终,在武汉城市圈 35 个区县单元中,识别划定与武汉联系更加紧密的大都市区范围,共包含武汉及周边13个县市单元,面积为1.8万平方千米,2015年常住人口为1650万。

2.加强武汉都区中邻界地区的协同

    邻界地区是区域直接接壤的地区,受到了新一轮特大城市总规的重点关注,如“北京 2035”提出的四大跨界城镇群、“上海 2035”提出的三大跨界城镇圈等,都希望通过跨界地区的一体化解决跨市域协同问题。基于此,武汉城市圈应结合武汉城市核心功能疏解的趋势、周边节点地区的布局,识别并划定武汉—孝感、武汉—鄂州、武汉—仙桃、武汉—咸宁等跨界协同地区,明确各跨界地区在生态、空间、功能、交通及服务等方面一体化的核心战略与行动举措。

3.强化一体化的交通系统支撑

    武汉城市圈应构建城际轨道、枢纽联通等复合式的公共交通体系,形成大都市区层面同城化、一体化建设的交通支撑体系。围绕 40 ~ 80   km 的范围形成以城际铁路为核心支撑的通达体系,根据实际需求布局城际站点,选取一站直达、大站到达和交错停站等多层次城际体系。围绕 30 ~ 40   km 的范围形成以市域轨道和市郊铁路为核心支撑的通达体系,形成对内布局成网、对外衔接城际快轨的轨道体系。此外,强化枢纽多式联运体系,联通武汉分散布局的各个枢纽及主要货运园区,形成内部转乘高效的客货运枢纽系统。

(三)功能疏解:引导城市圈功能差异化集聚

    武汉城市圈首先应识别并统筹布局武汉都市区功能网络,形成各种层次分工明确、符合发展趋势的功能布局。武汉主城区 ( 中心城 ) 层面强化核心功能集聚,进一步发挥金融、商务和创新等功能在主城区内部的集聚效应。武汉“1+6”发展区(中心城及周边地区)层面强化核心功能协同,协同发挥金融后台、商务园区、创新基地和交通枢纽等核心功能的协同效应。武汉都市区 ( 市域及周边地区 ) 层面重点加强枢纽、文化休闲等核心功能协同,引导创新要素的全域扩散。武汉城市圈层面加强一般功能协作,强化对文化休闲、枢纽组织和特定制造产业的协同布局。

    其次,应顺应功能内外分工的发展规律,引导武汉核心功能的近域化布局与非核心功能的全域化疏解。一方面,引导武汉作为全国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向紧密圈层集聚。加强武汉都市区协同建设,提升武汉邻近地区对于全国中心城市职能的承载作用,构建区域枢纽、创新板块和企业总部等核心功能协同片区。另一方面,引导武汉非核心功能向城市圈外围节点地区疏解。既要推动传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中的低端环节、低端商贸市场等非核心功能的疏解,也要探索区域合作共赢的发展治理模式,加强武汉创新及制造平台与外围地区共建产业园区,探索股份合作制度等创新协同模式。

(四)协同联动:关注由城镇等级体系向功能特色体系转变的城市圈构建

1.构建“多廊道、多片区、多板块”的特色协同布局模式

    武汉城市圈存在尺度过大难以统筹等问题,不仅需要在武汉及周边地区划定一体化的都市区,还需要将更为广阔的外围地区划分次区域进行管控,因此建议构建“多片区、多廊道、多板块”的复合功能体系。首先,基于区县行政单元,根据资源同类、文化同源、功能同质和联系密切等基本原则,识别并划定鄂黄黄、孝川次、武咸次、天仙潜和大别山五大次区域。其次,叠加高铁、城际等主要交通要素,结合各城市间企业投资关联的主要方向,识别东沿江、汉宜、武咸和汉孝四条发展走廊。最后,围绕各行业空间布局、物流枢纽组织体系和区域资源布局等要素,识别六大特色功能区并强化其特色发展导向,如天仙潜工业片区强化轻纺、食品等轻工产业的建设,鄂州—黄石—黄冈片区强化装备制造、物流贸易等战略新兴产业集聚,咸宁—赤壁片区强化温泉休闲集聚区建设,大别山区强化群峰布局、红色旅游等休闲体验集聚区建设(图9)。

2.构建“多节点、特色化”的城镇功能协同体系

    武汉城市圈应推动规划的价值观转型,挖掘城市在城市圈功能协同格局中的阶段作用,强化特色化城市识别与培育,而不强求城镇规模性集聚。一方面,推动城市圈规划的模式转型,基于现状城镇特征,顺应城镇体系扁平化与网络化趋势,提出打破等级体系、构建扁平化城镇格局的思路,并进一步明确城市在区域中的专业职能分工,探寻城市走向特色化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特色城市不仅应关注区域资源特色的挖掘与统筹,培育特色资源整合发展能力,还应强化特色城市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专业化职能建设,探寻在武汉城市圈乃至更大区域范围的地位与作用,如咸宁应基于通山—九宫山、温泉谷、隐水洞和三江森林温泉等多元资源要素的集聚,以及靠近中三角幕府山的优势,强化武汉城市圈乃至中三角旅游组织中心的建设。

四  结语

    我国城市圈、都市区等特大城市联动周边地区的区域性规划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既没有固定的套路可以遵循,也缺少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首先,需要分析总结国外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探寻特大城市与周边区域联动发展的规律,本文基于经济地理视角的分析发现,时间维度具有以“阶段”定协同模式、空间维度具有以“圈层”定协同理念、功能维度具有以“分工”定内外格局的规律。其次,需要结合城市圈基础特征进行分析,采取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结合的分析思路,探寻与之匹配的规律和方向,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与建议。最后,需要明确城市圈功能疏解的差异化布局特征,引导核心城市功能的近域化布局,推动非核心功能向外围节点地区疏解,并依托各地区功能基础打造特色化的功能集聚片区。此外,研究也表明,所谓城市圈一体化协同发展,并不等于整个城市圈层面的一体化与规模化,这并不符合城市圈所呈现的圈层式布局、阶段性演变与内外层分工的规律,若一味地追求城市圈整体的一体化、同质化,反倒会误导形成城市圈内部各城市恶性竞争的格局。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8年09期《经济地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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