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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论坛4】三生·三度·三力:超大城市的功能结构与特征
规划师杂志社   2018/12/4 11:05:12
 

原创: 周劲 

本期主题:超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城市分工

【编者按】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高速发展,大城市数量和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重庆等城市人口已超过1000万,成长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在发挥区域引领和辐射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在此背景下,通过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和合理分工,缓解“大城市病”,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超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城市分工”为主题,对北京、上海、广佛都市区、深圳、重庆和武汉城市圈的功能疏解与城市协同、分工协作进行了思考,以期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

【规划师论坛4】

三生·三度·三力:超大城市的功能结构与特征

    作者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建筑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周劲在《规划师》2018年第9期撰文,生产、生活和生态是构成城市功能结构的三大基本要素,尺度、密度和速度是衡量城市规模与效率的三大基本指标,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是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三大基本动力。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等所谓“城市病”的产生,并非源于城市的“大”“密”“快”,而是源于功能结构的失衡和动力机制的失调。文章以深圳为例,基于“三生·三度·三力”的分析,探讨了超大城市功能集聚与疏解的特征。

[关键词]超大城市;功能结构;生产;生活;生态;尺度;密度;速度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9-0024-06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周劲.三生·三度·三力:超大城市的功能结构与特征[J].规划师,2018(9):24-29.

一  生产、生活、生态:城市功能结构的三大要素

(一)生产、生活、生态:城市功能结构的三大要素

    “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公共健康问题,城市规划和设计通过控制与引导物质环境建设,影响和改变着人与空间环境的互动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的健康结果。”以勒·柯布西耶 (LeCorbusier)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将城市的主要功能概括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方面,并被写入1933年国际建筑协会的《雅典宪章》里。八十多年前的这一经典表述到现在也并不过时。从人的需求角度看,居住、工作和游憩分别对应于城市的生活、生产和生态三个方面,在形态上表现为面状斑块化的功能空间,而交通作为线状网络化的要素串联了这三大功能空间。另一个不太显化的线状网络化的要素是市政系统,它以较为隐蔽的方式串联了这三大功能空间(图1)。

    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面状要素与交通、市政两大线网型要素共同搭建了城市功能结构。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的三生结构往往是不平衡的,正如同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一样,正经历从温饱(生产优于生活)、小康(生活优于生产)到富裕(生态、生活、生产兼顾)的三大阶段。不难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越有条件和能力维护好三者的平衡发展,而原生态优越但经济落后的中小城市往往很难控制好各类生产、生活污染源而导致生态质量的持续恶化。当然,大城市逐渐将污染项目外迁到这些中小城市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对于超大城市而言,生产链、生活链和生态链的不断延长已成为明显趋势。生产链越长意味着产业上下游就业机会增多;生活链越长意味着社会包容性越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可以和谐并存;生态链越长意味着生物多样性实现的机会越多,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可能性越大。相对而言,超大城市更有财力、物力和人力将空间管制及环境治理从核心城区延伸至城乡边缘及广大的自然资源保护区,实现全覆盖、全流程和全要素的动态监管,实现生活、生产和生态功能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发展。

二 尺度、密度、速度:城市规模效率的三大指标

    如果说生产、生活、生态的结构决定了一个城市的“体型”和“体态”的健康状况的话,那么尺度、密度与速度就是衡量一个城市的“体量”和“体质”的关键指标。城市的“体量”可以用“尺度 × 密度”来计算。超大城市是基于人口规模来划分的,但是同样是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尺度和密度却相距甚远。从全域尺度看,深圳的行政区面积只有上海的 1/3 和北京的 1/8,但却承载着近两千万的人口。截至 2015 年底,深圳现状建设用地毛容积率已达 1.1,超过了香港的0.97和东京的0.80。

    当然,人口密度和建筑空间密切相关,建筑密度又与气候区密切相关,气候区又与地理纬度密切相关。高纬度地区城市密度低,低纬度地区城市密度高,也是符合日照通风等健康人居环境要求等基本规律的。因此,当对不同区位的超大城市进行对比研究和分析时,不可忽视在同样人口数量或经济体量的状况下,会呈现迥然不同的尺度和密度的情况。

    在中国目前已有的七个超大城市(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重庆和深圳 ) 中,深圳或许是尺度最小、密度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在日渐庞大的体量条件下如何继续保持曾经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是深圳及其他超大城市面临的艰巨挑战。这里所说的速度,不仅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和建设速度,还指城市的运行速度。从空间使用效率上看,更聚集于交通系统的运行指标。有研究者甚至定量分析和探讨城市每拥堵 1 小时会造成直接或间接 GDP 损失有多大。

三  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城市持续发展的三大动力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剧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两大趋势,无论是经济组织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竞合关系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有时竞争大于合作,有时合作大于竞争,更多的状况就是竞合联盟。其间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各自的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一个城市要赢得竞技中的优势,不仅要有更高的“体型”和“体态”,还要有更优的“体量”和“体质,更要有更强的体能和体力。无论是何种竞技项目,哪怕是技巧成分占据再大的比例,一个运动员也不能忽视日常的体能训练,这是保证在赛场上能爆发和持久的基本条件。对一个城市而言,既要有对外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又要有保持内部竞争的活力,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城市内在的产业竞争力。所谓“城市”,作为战争防御功能的“城”,逐渐退化或演变为对开发边界的自发坚守,而作为商品交易功能的“市”,却越来越发挥其不可限量的增长潜力和机会。

    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其“大”和“密”带来了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成为持续吸引农村人口的强大磁极。当然,只有“大”和“密”是不够的,否则那些曾经的资源密集型和重工业产业密集型城市就不会衰落了。但要厘清的是,城市衰落并非城市本身的衰落,产业动力的不足才是根本原因(图2)。

四  病症、病因、病理:“城市病”认识存在的误区

    人多车杂和空气污染通常是超大城市的基本画像,也是媒体经常报道的新闻主题。但如果遵循“田野调查”的方法,稍微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的话,会发现民间流传着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尤其是广东经济发达的镇区,他们的表述是:“人多车多香火旺,有人气才有财气!”这些情况在媒体和学者看来是“城市病”,而在他们看来堵车是城市繁荣的象征。正如简·雅各布斯等人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所指出的那样:“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表面的干净整洁,但并不意味着内在的健康。”有学者认为可以从第三世界自然发展的城市中学到很多东西,“在那里,由于没有明确的分区排序或者矩形路网,城市发展完全是靠城市自我调节控制,也自然而然地遵循了复杂系统中严密发展的结构规则。当然现有的条件实在不容乐观,卫生、水源和服务设施等都十分匮乏。然而,在脏、乱、差的表面之下却有着可以给全世界做范例的城市连贯性”。

    城市表面的病症是易见的,内在的病因却很难找到准确的答案。以 2003年席卷全国的“非典”为例:病症的发源地是佛山,但深圳却比距离更远的香港发病率要低得多,这是为什么?至今是个难解之谜。将珠三角地域上紧紧毗邻的三个特大城市进行对比:论人口,香港最少,广州最多;论交通,香港最畅,广州最堵;论房价,香港最高,广州最低;论空气污染,广州、深圳、香港难分彼此。深圳在城市尺度和密度上刚好处于香港和广州之间,这是区位决定论的必然?还是特区规划和发展的偶然?城市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与城市密度有直接关联吗?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在 2004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修订的居住用地的容积率比 1997 版有较大幅度的降低,算是对“非典”影响的一种回应。或许医学专家通常认为聚集的人群更容易传播流行病,但那是在较小的社区或地区,而当尺度放大到千万级人口规模和上百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上,人口密度未必是真正的病因。十多年后的今天,2014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和当前正在修订的《密度分区》却又再次大幅度提高了容积率上限,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各界不再认为“城市病”与密度直接相关呢?

    要找到真正的病因,就必须分析病理。病理的概念存在中医和西医两大体系:常见病西医有优势,疑难杂症中医有办法。古代的“风水学”与现代的自然地理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疾病的传播与“风”和“水”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温热潮湿的南方城市。“风道”和“水系”或许是解开“非典”之谜的关键钥匙。

五  均衡、平衡、守衡:健康城市的功能结构特征

    维护城市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结构均衡是达成健康城市目标的前提。“风道”和“水系”是组成自然环境的关键要素,正如人体的健康需要蔬菜和水果一样,营养均衡是维护健康体魄的第一步。所幸的是,深圳建市之初的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 (1986 版 ) 就凝聚了全国100 多位规划专家的智慧,富有远见地确立了以自然山体和入海河道为生态隔离带的组团式城市结构。这一结构在之后的 1996 版、2006 版和 2016 版的总体规划中都得到继承与延续。尽管在短短40年里,深圳人口从30万猛增到今天的近 2   000 万,建筑总量也接近 10亿平方米,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大城市病”。不得不说,一个均衡的人工与自然相互交织的布局结构为深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组团隔离带不仅防止了城市无序连绵“摊大饼”式的发展,而且提供了宽敞的“风道”,维护了基本的“水系”,即便是在超高人口和建筑密度的状况下,也能保持优良的空气质量和足量的绿化涵养空间。

    促进城市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职住平衡是完善健康城市功能的核心。城市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交通体系的结构与组织。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建设空间的不断拓展,客观上会导致通勤距离越来越长。即使像深圳这样的组团式结构的布局,也只能在某一个尺度上缓解职住分离的压力。从全市域的角度看,由于产业升级和级差地租的影响,CBD的就业人口也不可能全部居住在核心区域,尤其是低收入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地迁往外围地区居住。因此,职住平衡的难题需要从不同空间尺度上寻找解决出路。对于超大城市而言,急需建立远中近 ( 区域、城际、市域)、快中慢(高快速、中速、慢行 ) 和大中小 ( 大运量、中运量、小运量 )互相结合和统筹兼顾的综合交通体系,如此才能既维持多中心组团结构的局部职住平衡的优势,又能适应城市持续增长和升级的客观需求。

    倡导城市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的能量守衡是实现健康城市运行的关键。“大城市病”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空气污染。众所周知,只要政府下决心对高碳产业实施关、停、并、转,就立刻可以实现北京的“APEC蓝”。可见,过剩产能不仅是个严峻的经济问题,还是个严重的环境问题。近年来,绿色经济受到国际国内诸多政策的大力鼓励和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更是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马上会面临大量废旧汽车和电池的回收处理难题。这对连常规垃圾都难以处置的各大城市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垃圾围城的现象越发显现,末端处理已经穷途末路,只有从源头上治理才能找到新出路。垃圾分类最近成为媒体大力报道的城市管理举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履行国际义务、严控碳排放的决心。因此,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与守衡应该上升为超大城市的关键运行策略,新能源技术不仅仅是某个产业或某个产业链创新的方向,而且应成为整个城市战略决策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六  超大城市功能聚集与疏解 — 以深圳为例

    强调结构均衡、职住平衡和能量守衡,并不意味着城市功能结构的完全扁平化和均质化。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建设规模的扩大及经济总量的提升,必然带来城市功能质的飞跃。深圳最初以进出口贸易和加工为起步,带来了物流业的发展和高新业的繁荣,继而催生了金融业的兴旺。三次产业的比例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服务业持续增长,总部经济逐渐壮大。从城市用地功能和结构上看,高端服务业的集中化趋势也显而易见。除了传统的罗湖商业中心和按规划基本建成的福田中心区外,后海中心区、前海中心区和深圳湾超级总部片区等高强度、高密度新兴片区正在异军突起,甚至紧邻原特区的第二圈层的宝安中心区、龙华中心区和龙岗大运新城也谋求成为全市副中心。其中,龙岗中心还意图在“深圳东进”战略中占得桥头堡的地位,在与惠州乃至汕头的联动发展中强化自己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一)生产功能的聚集与疏解

    尽管受到行政边界的限制,但投资和产业发展自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它在不断打破地域分割,实现最高效益的跨区域资源配置。在此动力作用下,深圳既有更高端功能集中的趋势,又有次级功能疏解的现象,二者几乎同时发生。因深圳经济特区当初正是采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故城市的发展与产业的转型密切相关。随着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量的增长及结构的变化,城市用地功能和结构也相应调整。城市功能的疏解也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而不是政府一厢情愿地盲目干预。

    虽然深圳没有像其他超大城市那样出台全面的“退二进三”政策,但也曾经提出过局部“腾笼换鸟”的导引和在原特区外的龙岗区建“大工业区”及在宝安区建“某某产业基地”的举措,目的是逐步把加工业从原特区内向外转移,但实际效果却并未如愿。这些所谓的“低端”产业要么至今仍留在特区内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要么就直接迁到了内地省份,并没有留在之前预想的新“笼子”里。如此导致了旧“笼子”未腾空,新“笼子”也迟迟装不满。前些年媒体热炒的富士康跳楼事件和近年来华为“出走”东莞的事件,警示城市功能尤其是产业功能的疏解一定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政府在制订引导政策或产业布局规划时既不能过于超前,更不能过于滞后。富士康事件反映出城市公共服务的滞后无法留住低劳动力成本的产业,华为“出走”现象反映出城市环境品质的局限也无法留住研发型企业总部。这提示城市决策者无须直接干预企业的去留,而应该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提高环境质量水平上,这两方面做好了自然就留下了高质高效的企业,相反也自然淘汰了低效低质的产业。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千万要破除一个普遍存在的对产业认识上的误区 — 产业类型本身存在先天的优等劣等之分。实际上,看似资本密集型的金融业和高新产业也需要劳动密集型的“币农”和“码农”,看似劳动密集型的制衣业和餐饮业也需要顶级的服装设计师及米其林星级大厨。任何一个产业,甚至包括被划为“一产”的农业,其自身都存在一个很长的产业链,都符合“微笑曲线”的基本理论,在其两端都有一个高附加值的广阔的成长空间。深圳的产业政策尚且既不能偏爱又不能歧视某类型产业,那规划就能主观地判定和引导某类产业外迁吗?因此,城市政府应该更多关注的是产业附加值和地均产值的增长,而不是企业的去与留;更多关注的是公共服务环境和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产业自身的迭代与演化。

    之所以说深圳城市功能集中与疏解并存,是说不同类型的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 的总部、研发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端,仍然不断向深圳的市级主中心和区级副中心地区集中,而且其低附加值端也在不断向中心外围的各圈层疏散,不仅迁移到相邻的东莞、惠州,甚至直接蛙跳到汕头和众多内地省市。

(二)生活功能的聚集与疏解

    产业功能的集中与疏解主要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更多应该放在对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聚集与疏解的引导上。城市生活功能的聚集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大型城市综合体和购物中心的不断涌现。继全国首家大型购物中心华润万象城开业以后,深圳的大型购物中心就不断涌现。据世邦魏理仕 2017 年发布的《全球购物中心发展报告》,深圳在建购物中心以458万平方米的数量位列全球第一位。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未来已批和在建的商业面积相当于16个“华强北商业街”的规模。

    大型综合性一条龙服务的商业中心有利于规模化经营和品质的提升,满足不断增长的高密度人口的消费需求,但也应该警惕其可能出现的供给过剩的风险。全球五百强的沃尔玛中国总部在深圳的设立也几乎印证了“五公里死亡圈”的商场与街店竞争的规律。因为有些商业项目的立项并非基于市场需求的调研,而是规避政府对住宅容积率的控制而盲目提高商业建筑面积比例所致。虽然大型室内化的公共空间有利于克服极端气候对日常生活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压制了街道空间和特色小店的生存机会,不利于户外公共活动和交往空间的营造,也不利于培育多元的城市文化和塑造独具特色的城市形象。相反的例子也不少,即使深圳不断落成新的购物中心,但以东门老街为代表的旧街旧巷的人气却持续旺盛,不能不说这种街道生活仍然是城市生活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应草率地纳入城市疏解的对象。

    城市生活功能的聚集与疏解还体现在教育和医疗这两方面。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尚未遭遇“老龄化”困境,却率先面临“幼龄化”的挑战:幼儿园、小学乃至中学都出现学位不足和儿童医院、妇幼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由于土地紧缺和选址落地困难,规划中安排的学校和医院设施实施率很低,甚至需要通过改造全市97座村办民办小学来缓解就学压力。就幼儿园、小学、中学这类对服务半径要求比较高的设施而言,均等化的布局是必然选择。同时,由于师资力量和医务人员难以在短期内补足,深圳不得已选择了不断扩建既有学校和医院,以提高建筑面积、容积率和学位、床位规模来应对供需不平衡的压力。因此,深圳呈现出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不断往市区各级中心城区聚集的现象。虽然政府早几年前就在原特区外规划了“七高、八高、九高”等高中,部分市级专科医院也外迁至龙华、龙岗等区,但实施进展都极其缓慢。

    为了提高人才竞争力,深圳大力引进了国内外名校进驻,在原规划南山西丽大学城逐步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等名校填满的情况下,又开始在原特区外的龙岗、光明、坪山等远离市级中心的新区选址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和中山大学等若干高校,这或许算是一种教育功能的疏解。但是,这种疏解并不是以原有中心城区的校址挪做他用作为代价的,而是教育用地在不断挖潜以至于无潜可挖的前提下才另行选址的。反过来看,可以视作全国优质高校教育资源向深圳的聚集,也是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的表现。

(三)城市生态功能的聚集与疏解

    在城市生态功能的认识方面存在三大误区:一是自然生态至上,认为原生态最好,绿色空间越多越好;另一种是人工生态至上,认为清洁能源最好,绿色科技人定胜天;第三种是主张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截然分开,井水不犯河水,不是建设用地就是非建设用地,分别采取“一刀切”的完全不同的管制政策和方法。这三大误区也是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前国土空间治理条块分割弊端的认识论根源所在。

    深圳在 2005 年率先制定基本生态控制线时,就打破了规划部门和国土部门关于用地分类的传统管制思路,既在建设用地中识别出需要尽可能减少人为建设和干预的具备自然生态功能的公园绿地,又在非建设用地中识别和区分可以合理适度利用的设施类别。将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相互交织和融合为一体,变无人监管的、被动消极的保护为有人监管的、主动积极的保护,促进自然资源的“资产化”和“资本化”。“资产化”和“资本化”之所以加引号,并不是说将其交由市场去主导,而是在全社会倡导一种绿色 GDP 的观念,让市民认识到自然生态的价值。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资本和力量加入自然生态资源的良性保护与合理利用中来。

    深圳生态功能的聚集主要体现在对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廊道和关键生态节点的系统控制上。如果规划得当、实施得力,城市的生态功能未必随着建成区的扩大和开发强度的增长而消退,反而可以更加聚集和强化。例如,不仅紧邻城市核心地区的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候鸟群数量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还对深圳中心公园的河道实行了生态化改造,许多植物种群和鱼类都出现在河道里了。甚至很多居住小区的居民反映其小区花园里可以见到的鸟类品种都比过去多了。

    生态功能的疏解则主要体现在对生态线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的策略上。2005年深圳首次划定生态控制线时,其范围内并不是清一色的“无人区”,还包含一定数量的自然村落和旅游、交通、市政设施,也包含一些违法建筑。除了“占补平衡”的原则外,必须以生态格局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仔细分析和判断这些既有设施的影响程度,分门别类地采取搬迁、整治和优化等不同对策及措施,使之逐步与生态保护不相冲突,甚至能与之融为一体。这也是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倡导“田园综合体”试点探索的要义所在。

    中国城镇化的规模、速度和密度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进程不仅会挑战传统经典的社会学、经济学,还必将挑战传统经典的生态学。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城市“双修”修补的不仅仅是社会和环境,而且要融合和打通自然与人工的边界,兼顾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包容性,真正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七  结语

    超大城市不是一天形成的,其功能疏解和城市分工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客观的发展规律。虽然深圳在全国七个超大城市中是目前唯一没有呈现“摊大饼”式蔓延而是维持了“多中心组团”式结构生长的城市,但是也应该看到,深圳近年来逐步显现持续等级化和圈层化的演变趋势。本来,建立“多中心组团”结构的初衷是力求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职住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具有相对性、层次性、区域性和动态性。在实际城市空间的演进历程中,初始阶段较低层次、较小范围的职住平衡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定被较高层次、较大范围的不平衡所打破。之后经过自身调节演变,又会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达到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回顾深圳走过的四十年,从每隔十年修编一次的历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特点中,可以探究其成长的脉络。深圳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作“国家级开发区”不断成长的典型案例。如果说 1986 年版总体规划是确立“开发结构”( 组团式结构 ) 的话,那么就可以说 1996 年版总体规划是确立“开发边界”( 划定了建成区和非建设区,并率先将非建设区纳入城市规划管理范围,生态控制线就是其后衍生的政策 ),2006年版总体规划是确立“开发规模”( 率先在总体规划中确立了全市密度分区 ),2016年版总体规划是确立“开发效率”( 率先全面深入研究综合交通体系、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策略 )。接下来或许就是向“开发质量”、“开发品牌”和“开发标准”( 最近深圳经验向“一带一路”国家的输出中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 )方向努力了。

    之所以重提“开发”这个词,也许不合当下的时宜,但中国幅员辽阔,毕竟大部分城市尚处于城市化的初级或中级阶段,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仍然是目前普遍面临的主要矛盾。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是许多超大城市从小到大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但又不完全是过去城市发展历史的重现,而是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城市规划者、建设者和管理者的集体智慧及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长之路。本文尝试概括如下:深圳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相互协调的基础上确立了弹性的“开发结构”、审慎的“开发边界”和适度的“开发规模”,从而维护了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结构均衡、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职住平衡、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的能量守衡。在城市尺度不断扩大、城市密度不断增长和城市速度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开发效率”。深圳在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经济繁荣和环境优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做出了独特的探索与实践,其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接下来的深度城市化进程提供借鉴。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8年09期《三生·三度·三力:超大城市的功能结构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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