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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论坛1】特大城市功能格局和集聚扩散研究:以北京为例
规划师杂志社   2018/11/29 14:54:24
 

原创: 杨烁 于涛方

本期主题:超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城市分工

【编者按】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高速发展,大城市数量和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重庆等城市人口已超过1000万,成长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在发挥区域引领和辐射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在此背景下,通过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和合理分工,缓解“大城市病”,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超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城市分工”为主题,对北京、上海、广佛都市区、深圳、重庆和武汉城市圈的功能疏解与城市协同、分工协作进行了思考,以期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

【规划师论坛1】

特大城市功能格局和集聚扩散研究:以北京为例

    功能格局(或者说就业区位)与集聚扩散一直是特大城市产业疏解的研究重点。文章基于大城市就业区位和功能集聚的一般规律,以及日本首都圈疏解的案例经验,利用北京市全国第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研究了2008~2013年北京的就业区位和产业集聚扩散趋势。研究表明,特大城市周边的近郊区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产业结构变动,且不同产业体现出各异的集聚扩散规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不均衡性增强、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均质化、公共服务业的地区差异增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未来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发展进行预判,指出中心城区周边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及设施压力。

[关键词] 就业区位;产业集聚;产业扩散;北京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9-0005-06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杨烁,于涛方.特大城市功能格局和集聚扩散研究:以北京为例[J].规划师,2018(9):5-10

一  大城市就业区位与功能集聚的一般规律

    自 20 世纪起,随着规模扩大,西方大城市及特大城市逐渐突破传统的“单中心格局”,进入郊区填充阶段和卫星城建设阶段,有机疏散城市功能,进而形成“多中心”的“星云状都市区”。进入 21 世纪以来,连绵的巨型城市区域兴起,大巴黎、大东京等地区规划纷纷采取多中心策略。与此同时,国内北京、上海人口突破两千万,开始向着多中心的方向演进。

    同样,不同城市的产业分工也在不断演化。阿隆索的竞标—地租理论,建立了自CBD向外依次为商业、轻工业、制造业及物流的城市生产分工模式。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市区、郊区土地的地租差价,引发产业向外扩散,并逐步在外围形成新的次中心。哈里斯 (Harris)和乌尔曼(Ulman)1945年提出的城市多中心结构即包含了外围商业区与郊区工业区次中心。在这两个模型中,轻工业位于CBD周围。而在当前功能疏解背景下,制造业、零售业等开始外迁,城市功能正经历新的布局调整,需要新的产业分布理论。

    在产业外迁中,制造业往往最早开始外迁,零售业等紧跟其后,而FIRE行业 ( 金融、保险、不动产 ) 需要与其他企业机构面对面交流,因而最难外迁。除了不同行业外迁的速度差异,郊区产业园的新建也带动了城市各产业的差异化布局,形成不同的地方化经济。

二  他山之石:平成危机后日本首都圈地区功能变迁借鉴

    不只北京,世界其他特大城市也经历着城市功能布局的重构。20 世纪 80年代,采取“外需主导型”战略的日本面临不断的国际贸易摩擦。1985 年,美、日等国签署《广场协定》,日元大幅升值,抑制出口;加之 1990 年 5 月后的紧缩性金融政策影响,股市开始大幅下跌,日本陷入长达十几年的“平成萧条”。而这期间,日本首都圈 ① 逐步完成了城市产业转型和功能布局调整。对日本首都圈在此期间功能疏解与扩散的回顾,可为北京或京津冀未来的预判提供依据。

    日本首都圈在此期间通过首都圈基本计划调整其产业空间分布。东京都一方面向周边城市疏解人口、产业,形成分散性的都市圈网络结构;另一方面则强化其国际金融职能和高级管理职能,避免其退出世界城市行列(表1)。

在产业疏解和城市分工过程中,首都圈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如下规律:

(1) 大城市核心同周边地区在都市圈网络布局下的功能分工与协作。东京都与近郊三县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结构,疏解了东京都的压力。在 1990 ~2010 年的调整过程中,东京都人口向周边三县疏散,自身完成产业升级、强化国际金融等功能;而周边三县因地价便宜,建造大量公寓,承担居住功能的地区分工,实现了区域间协同应对经济危机。在走出危机后,人口流失状态下的东京都迎来了人口回流,出现“都心回归”现象(图1)。

(2) 土地利用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层的三县土地地价低,大规模开发了公寓式住宅。人口迁走后的东京都土地则获得从居住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的机会,从而促进东京都的产业升级。

(3)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变动最为剧烈。“一都七县”大多先经历制造业比例的下降,而后迎来服务业比例的大幅上升,两者并非同时进行。该趋势自核心东京都最早显现,而后向周边扩散;在中间圈层表现得最为剧烈,其制造业占比曾显现出两倍于东京都的下降速度(图2~图4)。

(4) 不同的产业具有各异的向外扩散速度。制造业持续地从东京都外迁至周边县市;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在中层三县聚集,兼顾服务对象与经营成本;运输通信业从业者经过5年的外迁后,在 2005 年回归东京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力;金融保险业最为稳定,约60%的从业者集中于东京都核心,几乎不外迁。

三  实证分析:2008 ~ 2013 年北京城市功能格局和集聚扩散分析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为北京第二次经济普查(2008年)和第三次经济普查(2013年)数据,包含企业名称、所在居委会代码、行业分类代码和岗位数量等(表2)。本研究根据企业登记的行业代码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02)》等在居委会的层级汇总(表3)、空间落位,转化为1km/500m的计算网格。

(二)研究方法

(三)北京就业格局与变迁的总体空间特征

    在全市域,北京呈现单中心格局,反磁力中心的建设尚需时日。北京2004版总规中,将通州、顺义和亦庄新城作为中心城人口、产业疏解和产业集聚的主要地区。从数据检验结果看,高密度就业区自中心城区沿着地铁线从五环向外扩散至六环;亦庄新城已具有了一定规模,而昌平、顺义及远郊新城的发展不及城市近郊区,尚未形成规模化的次中心(图5)。从功能专门化角度看:①制造业就业中心在四环内规模缩小,分布碎片化,在东部发展带上的亦庄、通州、顺义则呈现扩张态势 ( 图 6);制造业中心距市中心 ( 天安门 ) 的平均距离从23.9km(2008年)增长至25.3km(2013年),远郊区开始承担更多的外迁工业。②服务业方面,2008 ~ 2013 年,北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 615.6 万增长至894.7 万人,其就业中心集中于五环内区域,并进入五、六环填充阶段;郊区新城亦形成了若干中心。经统计,就业中心从 582 个 1km 网格 (2008 年 ) 增至 625 个 (2013 年 ),五环周边的近郊区是产业功能扩散的主要贡献者(图7)。下文即对六环内及新城的第三产业空间的扩散与聚集进行重点分析。

  

    为了反映北京第三产业变迁的特征,本文将第三产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并分3个圈层考察服务业结构的变动:距市中心13km以内的市区(即五环内)、13 ~ 25km 圈层的近郊区 ( 五环、六环之间 )、25km 以外的远郊区 ( 六环外 )( 图 8)。结果显示,3个圈层5年间公共服务业比例普遍下降。在就业扩张集中的近郊区经历了大幅变动,生产性服务业比例上升,这与经济危机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的大量政府投资、外企进驻等都有密切联系。相比之下,距市中心13   km以内的圈层的变动则较为温和。为深入研究,本文选取3类产业代表进行分析,分别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生产性服务业代表),居民服务业和一般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代表),教育产业(公共服务业代表)。①高端服务业有一定的集聚趋势。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例,2013年其空间分布主要集中于三环、四环西北,小部分位于东三环。2008 ~2013 年 5 年间,其大多围绕旧有中心扩张或沿地铁线蔓延。从产业集聚程度看,就业分布呈现空间扩散趋势,但更多的企业资产集中于更少的地区。这表明地区间的差距在拉大,体现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不均衡的特征(表4)。②生活性服务业扩散显著。2008~2013年,典型行业——居民服务业和一般服务业在5年间从四环向五环扩张,体现出强烈的空间扩散趋势。而且,就业中心“斑块”减小,表明规模化的就业中心在逐渐消解。集中于就业中心的资产比例减少(表5)。这体现出生活性服务业向着空间均质化方向演化的特性。③公共服务业 ( 教育业 ) 集聚与扩散明显。2008~2013年,教育产业自四环向五环扩张,在五环外的通州等地也出现了就业中心的扩张。期间就业中心的面积有所增加,就业人员的集聚程度减少,表明其向着服务覆盖面扩大的方向发展,但企业资产集聚加强(表6)。所以,从业者间资源占有的差距扩大,地区间服务水平的差距也在拉大。

    概括而言,北京绝大多数的城市职能仍分布于五环以内,中心城区与周边新城的分工协作的形成尚需时日。在地租差异及疏解政策等的影响下,不同产业体现出各自的扩散特征。对第二产业而言,市区残存的制造业趋向碎片化、分散化,外迁的目的地多为六环外地区,而非沿五环边界向外蔓延。在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趋向于空间不均衡,资产利润倾斜于少数的资源洼地,其极化效应可不断强化已具雏形的产业中心,故可以产业园区形式向外疏解引导;生活性服务业向空间均质化趋势演进,零售、餐饮等行业分布追随人口分布,其疏解应伴随居住人口的向外转移进行。对于公共服务业,其从业者空间扩散和资产空间集中造成地区间服务水平差距扩大,故应当对疏解目的地加大投资建设,以吸引人口、产业流入。不同产业空间扩张速度的差异,如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差异,将可能造成某些大城市外围地区短时期的服务配套落后、产业比例失衡,减缓疏解进程。

四  结论与讨论:关于大北京未来功能发展的判断和思考

    本文对日本首都圈1990~2010年的发展历程及北京2008~2013年的就业区位和功能集聚扩散进行测度研究,定量讨论了制造业外迁,以及不同产业的集聚扩散趋势,对北京及京津冀未来的发展有如下参考启示:

(1) 从日本首都圈及大伦敦地区、大巴黎地区看,首都地区的人口及功能集聚是一长期趋势。从这一点看,北京的人口和功能集聚的压力也必将长期存在。对于这种趋势,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单纯以堵或者强制迁走的方式也仅仅是权宜之计,需要充分遵循大城市功能和就业集聚扩散的基本规律,把握不同时期功能专门化的重点和差异,制定出顺应发展的产业和空间政策。在当前经济危机之际,大北京、大上海等地区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从环境等方面,其弹性应对的能力都较一般城市要高得多,投资回报率更加显著,单位 GDP增长使其接受城乡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更强,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加显著。同时,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等的推进,金融业、创意创新功能、文化媒体等高等级服务业也将更进一步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的核心地区,带来新的城市阶层和空间形态。

(2) 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周边或将成为未来最大变动地区。在大城市的产业疏解过程中,大城市周边地区一方面接收来自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扩散,另一方面自外省市迁入的人口倾向于在低价的城市边缘地带居住,造成人口的快速集聚。日本首都圈的中层三县在1990~ 1995年期间出现了若干人口增长 20%以上的町村,同样,北京的大兴、昌平等也可能迎来快速的人口集聚。在这些地区历经剧烈的产业机构变动时期,如何规划建设相应的住房与设施,将成为未来城市研究的潜在关注点。此外,需要合理安排产业疏解时序,确保目的地的产业比例均衡。不同产业在大城市疏解和区域协同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向外扩张速度,从而出现部分地区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于迁出地的情况。为此,需要进行规划干预,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倾斜,缩小地区间差异,为新城的人才、产业迁入做好准备。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8年09期《特大城市功能格局和集聚扩散研究:以北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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